我的伯父鲁迅先生
伯父鲁迅先生在世的时候,我年纪还小,根本不知道鲁迅是谁,以为伯父就是伯父,跟任何人的伯父一样。伯父去世了,他的遗体躺在万国殡仪馆的礼堂里,许多人都来追悼他,向他致敬,有的甚至于失声痛哭。数不清的挽联挂满了墙壁,大大小小的花圈堆满了整间屋子。送挽联送花圈的有工人,有学生,各色各样的人都有。那时候我有点惊异了,为什么伯父得到这么多人的爱戴?我呆呆地望着来来往往吊唁(yàn)的人,想到我就要永远见不到伯父的面了,听不到他的声音了,也得不到他的爱抚了,泪珠就一滴一滴地掉下来。
就在伯父逝世的那一年的正月里,有一天,是星期六的下午爸爸妈妈带我到伯父家里去。那时候每到周末,我们姐妹三个轮流跟着爸爸妈妈到伯父家去团聚。这一天在晚餐桌上,伯父跟我谈起《水浒传》里的故事和人物。不知道伯父怎么会知道我读了《水浒传》,大概是爸爸告诉他的吧。老实说,我读《水浒传》不过是囫囵吞枣地看一遍,只注意紧张动人的情节;那些好汉的个性,那些复杂的内容,全搞不清楚,有时候还把这个人做的事情安在那个人身上。伯父问我的时候,我就张冠李戴地乱说一气。伯父摸着胡子,笑了笑说:“哈哈!还是我的记性好。”听了伯父这句话,我又羞愧,又悔恨,比挨打挨骂还难受。从此,我读什么书都不再马马虎虎了。
那天临走的时候,伯父送我两本书,一本是《表》,一本是《小约翰》。伯父已经去世多年了,这两本书我还保存着。
有一天黄昏时候,“呼呼”的北风怒号着,天色十分阴暗。街上的人都匆匆忙忙赶着回家,爸爸妈妈拉着我的手,到伯父家去。走到离伯父家门口不远的地方,看见一个拉黄包车的坐在地上呻吟,车子扔在一旁。
我们走过去,看见他两只手捧着脚,脚上没穿鞋,地上淌了一摊血。他听见脚步声,抬起头来,饱经风霜的脸上现出难以忍受的痛苦。
“怎么了?”爸爸问他。
“先生,”他那灰白的抽动着的嘴唇里发出低微的声音,“没留心,踩在碎玻璃上,玻璃片插进脚底了。疼得厉害,回不了家啦!”
爸爸跑到伯父家里,不一会儿,就跟伯父拿了药和纱布出来。他们把那个拉车的扶上车子,一个蹲着一个半跪着,爸爸拿镊子给那个拉车的夹出碎玻璃片,伯父拿硼酸水给他洗干净。他们又给他敷上药,扎好绷带。
拉车的感激地说:“我家离这儿不远,这就可以支撑着回去了。两位好心的先生,我真不知道怎么谢你们!”
伯父又掏出一些钱来给他,叫他在家里休养几天,把剩下的药和绷带也给了他。
天黑了,路灯发出微弱的光芒。我站在伯父家门口看着他们,突然感到深深的寒意,摸摸自己的鼻尖,冷得像冰,脚和手也有些麻木了。我想,这么冷的天,那个拉车的怎么能光着脚拉着车在路上跑呢?
伯父和爸爸回来的时候,我就问他们。伯父的回答我现在记不清了,只记得他的话很深奥,不容易懂。我抬起头来,要求他给我详细地解说。这时候,我清清楚楚地看见,而且现在也清清楚楚地记得,他的脸上不再有那种慈祥的愉快的表情了,变得那么严肃。他没有回答我,只把他枯瘦的手按在我的头上,半天没动,最后深深地叹了一口气。
伯父逝世以后,我见到他家的女佣阿三。阿三是个工人的妻子,她的丈夫失了业,她愁得两只眼睛起了蒙,看东西不清楚,模模糊糊的像隔着雾。她跟我谈起伯父生前的事情。她说:“周先生自己病得那么厉害,还三更半夜地写文章,有时候我听着他一阵阵接连不断地咳嗽,真替他难受。他对自己的病一点儿也不在乎,倒常常劝我多休息,不叫我干重活儿。
的确,伯父就是这样一个人,他为自己想得少,为别人想得多。